康德一定反对自杀吗?从绝对命…

康德一定反对自杀吗?从绝对命…


康德一定反对自杀吗?—从绝对命令到不绝对的义务

(原载《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六期)


摘要:
本文对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中与自杀有关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联系康德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如“自由”、“理性”、“绝对命令”等来对一般意义上的自杀行为做出道德判断。结论认为康德伦理学并不反对所有类型的自杀行为,而且进一步指出康德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一般的行为规则都不是绝对的,要了解某具体行为的道德性质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绝对命令之测试来确定。


关键词
:康德,自杀,道德判断,绝对命令

 

作为伦理学中道义论流派的一种典型理论,康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对很多种行为(比如说谎和自杀)有着绝对的、不容例外的道德禁令。康德曾在其伦理学的著作中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从道德上反对自杀的理由。但是康德真的反对所有类型的自杀吗?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从康德的文本看他在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上是非常不融贯的、充满矛盾的。于是本文试图对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中有关自杀的内容进行梳理、重构、解释和分析,然后通过联系“绝对命令”概念来努力给出一个前后融贯的康德伦理学对自杀行为的道德判断,最后将对自杀行为的道德性质的分析扩展到其他的行为上面。


1.“自杀”概念的澄清

    有鉴于康德在文本中描述了多种与自杀行为类似的行为,同时又将某些看起来是自杀行为的行为叫做其他的称呼,所以对“自杀”概念做一个澄清是必要的。

    我们首先需要对仅仅作为描述性概念使用的“自杀”和蕴涵了价值判断的“自杀”概念做一个区分。由于自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对行为者本人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极其在伦理上的巨大争议性,很多人(包括如康德这样的哲学家)在谈论自杀时难免带上某种先入的价值判断,这就使得他们所使用的“自杀”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种附带上了一种道德判断的(通常是负面的)概念。不过由于本文的目标是澄清康德伦理学对自杀行为的道德判断,所以在文中使用的“自杀”概念只能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概念,否则就可能导致循环论证。这个描述性的“自杀”概念可以定义为:一个人的行为是自杀行为,当且仅当他为了某个非“保存生命”的目标,在他确信采取某种行动会导致自己的死亡的情况下采取了该行动[1]

 

2.康德关于自杀的阐述


 


2.1 康德对自杀概念的界定

    康德主要在以下三个文本中谈到自杀行为的道德性质:1.《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2.《道德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3.《伦理学讲义》(Eine Vorlesung Kants über Ethik,收集了康德的学生在他的伦理学课程上所记录的授课内容)

    他在这三个文本中谈到了多种类型的自杀行为或者类似自杀的行为,包括:因为遭遇不幸而对生命感到厌倦,从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2]44为自保而截断肢体,为保存生命而让它遭受危险[2]53;为拯救国家而自陷于某种死亡(如Curtius);一个君王为了避免被敌人俘虏后用来威胁国家利益而携带一种毒药以随时准备自尽;一个患了狂犬病的人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但是为了避免自己病情严重时伤害到其他人而预先自杀;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去接种天花疫苗,虽然他知道接种本身是有生命危险的[3]432-433;一名妇女在被国王的儿子强暴后为了荣誉而杀死自己(如Lucretia[4]145;一个战士在捍卫国土的战争中为了保护战友而战斗至死[4]146;一个商人因为破产而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幸,他为了免于他人的鄙视和指责而结束自己的生命[4]369

康德本人并不把以上提到的所有行为都称作“selbstmord——不论我们将“selbstmord”理解为“自杀”(suicide)还是“自我谋杀”(murdering oneself),这是因为他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并不始终一致。

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的确有区分描述性的自杀和蕴含了道德判断的自杀,即有区分“杀死自己”与“谋杀自己”,他说“任意地杀死自己,唯有当可以证明它完全是一种罪行……才能被称为谋杀自己(selbstmord)”[5]71,这里的“selbstmord”是规范性的;他又将自我导致的任意的肉体死亡(autochiria)分为整体的与局部的,整体的即自杀(suicidium),局部的即自残[5]70,这里的“autochiria”和“suicidium”都是描述性的。在《伦理学讲义》中他也的确把一些他认为是道德的自杀不叫做“selbstmord”。比如他在解释Lucretia自杀的例子时说:“Lucretia也杀死了她自己,虽然是带着谦卑和报复心。保存个人的荣誉必然是一个义务,尤其是为了性的公正,在此它成为一种美德……她应该誓死捍卫她的荣誉,因而她那样做是正当的,因而该行为也不能算是selbstmord。因为冒生命之险以对抗敌人,并履行对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这不是selbstmord[6]。在接下来的一段中康德又将战士在战场上的牺牲看做命运的安排而非selbstmord,他说:“如果一个战士为了保存生命而逃离他的敌人,他就是懦夫,但是如果他为保卫他的战友和自己而战斗到至死方休,那并不是selbstmord,而是高尚和勇敢的表现”[4]146。在这两段中康德似乎都因为有些自杀行为或者类似自杀的行为是出于高尚的目的,所以这些行为就不能叫做“selbstmord”,即“selbstmord”在此是规范性的概念——“自我谋杀”。但他在另外一些地方对“selbstmord”的用法却是描述性的,比如说他曾说:“那些从这个角度为selbstmord而捍卫的人会援引Cato的例子……一个人肯定承认在这个例子中,在这种情况下selbstmord是一种美德”[4]145。显然,在上面这段文字中“selbstmord”只代表“自杀”而非“自我谋杀”,否则康德就会自相矛盾。另外,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康德谈到:“第一,就对自己的必然义务的概念而言,一个想要自杀(selbstmord)的人将问他自己:他的行为是否能与作为目的自身的人性的理念相一致呢?”[7],在这里的“selbstmord”显然也是描述性的。

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对“自杀”一词的用法是不一致的,这就为他在自杀行为的道德判断上的不融贯埋下了伏笔。

 


 2.2康德对各种自杀行为的道德判断

    康德对部分类型的自杀行为给出了明确的道德判断,但对某些类型的自杀行为上其判断却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他先是在《伦理学讲义》一个地方似乎对所有的自杀行为都提出了道德谴责。他说“……因此,一个感性存在(sensory being)通过自愿的行为毁掉自身是永远不能得到允许的,所以自杀(autochiria)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可能被看做许可的……[4]349,然后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一个地方康德又提出一些“决疑论问题”[3]432-433,他对下面这些行为的道德性质产生疑问:如为拯救祖国或者为了人类的救赎而牺牲自我、一个君王为了避免被敌人俘虏后用来威胁国家利益而携带一种毒药以随时准备自尽、一个患了狂犬病的人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但是为了避免自己病情严重时伤害到其他人而预先自杀,对于这些自杀行为康德并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对于上一节中提到的Lucretia自杀的例子和战士在战场上的牺牲他都承认这两种行为是道德上值得赞许的。 

不过只要联想到我们在此所引用的康德作品在时间上的跨度,这些矛盾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康德的思想也是一直在发展变化的,而他晚期的作品(如《道德形而上学》)中关于自杀而提出的“决疑论问题”应该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真实体现

 


2.3康德反对自杀的理由及其分析

第一,自杀可以被视为违背了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如夫妻之间的义务、父母对孩子的义务、臣民对政府或对其同国公民的义务[3]431

如何看待康德的这种说法呢?应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但是毕竟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如此,即不是每个自杀的人都是在未能履行完自己的各种道德义务的情况下自杀的。具体某种自杀是否违反了对他人的义务要看这种行为能否违背了道德命令—-也即绝对命令的要求。至于自杀行为能否通过绝对命令的测试这个问题我们放到第三部分再集中讨论。

第二,自杀者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性,因而毁灭了道德。因为“只要人活着,他就不能放弃自己的人格性(Pers?nlichkeit),而有权限摆脱一切责任,也就是说,如此自由的行动,就好像这种行动根本不需要任何权限似的,这是一种矛盾。把道德的主体在其自己的人格中毁灭掉,就等于说把道德甚至就实存而言尽自己所能从世界上根除掉;而道德毕竟是目的自身”[3]432

      自杀者是否放弃了自己的人格性,从而毁灭了道德?看起来的确如此,因为凡自杀者所杀死的不仅是自己的动物性生命。由于自己的动物性生命被毁灭,则依附于动物性生命之上的一个道德主体也同时被毁灭掉了。可是这种行为是否就是“把道德甚至就实存而言尽自己所能从世界上根除掉”呢?显然不是。首先,因为一个人的自杀最多只是使得自己从此无法再做任何道德的行为,可是他并没有使得所有人的道德行为都无法做出;其次,我愿意猜想康德的意思可能是如果自杀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则它就会导致道德的毁灭。可是康德也曾经提到过人都具有保存生命的自然倾向,而生活中足以使人自杀的情况并不多,所以即便所有人都在生活变得痛苦不堪时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很难导致所有人的生命的毁灭,所以道德的毁灭也变得不可能。最后,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就算人没有自杀也迟早会衰老死去,这样的话(如果康德是对的话)道德最终还不是被毁灭了吗?[8]区别只在于早毁灭还是晚毁灭,而人并没有一种直接义务使自己的寿命越长越好。    

     不如让我们从换个角度理解康德的话,康德说“只要人活着,他就不能放弃自己的人格性,而有权限摆脱一切责任”,在此康德似乎是认为道德的毁灭是直接来自人们对道德责任的放弃,而自杀只是摆脱道德责任的一种方式。即虽然单纯道德主体之肉体的毁灭并不必然导致道德的毁灭,可是如果每个人在其活着时就都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则道德无疑是被毁灭了,因为虽然人们的动物性生命还活着,可是他的“道德生命”(moral life)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自杀真的可以毁灭道德,那绝不是因为它毁灭了道德主体本身,而是因为自杀行为本身是不道德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为什么康德会觉得自杀一定是不道德的?难道不会存在一种出自义务的或者符合义务的自杀行为吗?

     让我们来看康德所说的这段似乎有些前后矛盾的话:“在很多情况下生命必须被牺牲,如果我只能靠违背对自己的义务来保存生命,那我就应该牺牲生命而非违背那些义务……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也就不值得活着了,生活的实用性动机即幸福,我是否可以因为生活得不幸福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不,人没有必要只要活着就要幸福,但是人有必要只要活着就活得有尊严”[4]147,而如果一个人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则“他就不可能还活着,他的道德生命moral life)已经结束了”[4]150。在此康德认为如果生命的保存与道德义务发生冲突的话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即道德可能要求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自杀。可是他似乎又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意图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只要有自杀的意图就是不道德的话,则道德永远不可能要求一个人自杀。这里很明显出现一个矛盾。

    不过只要我们不把康德所说的自杀看做是所有类型的自杀,而只看做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那种自杀,这个矛盾就会消失。从上文看,康德所谴责的应该只是那种只因生活得不幸福就自杀的行为,而康德也说过“自杀通常发生于那些在拥有幸福生活方面遇到太多困难的人”[4]149,而“愤怒、激情和疯狂往往是自杀的原因”[4]148。即康德之所以反对这种常见的自杀是因为这种自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的幸福,而对幸福的追求只是人出自爱好的行为,另外自杀者往往是在非常情绪化的、不理性的状态中做出自杀的行为。但是以上所述只是证明康德所谴责的那种自杀是不可能是出自纯粹理性的,因而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违反理性的要求,但是却不能证明这种自杀是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符合纯粹理性的要求的,也不能证明不可能存在一种不是出于对幸福的追求、而仅仅是出于理性的要求的自杀。由于在康德看来命令(包括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也就是纯粹理性对人类(作为一种不完全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一种强制性要求,所以说一个行为是符合纯粹理性的跟说该行为是符合绝对命令的也就是一个意思。有关绝对命令的分析我们都放到第三部分讨论。

第三,自杀者贬损了他自己的人性。因为“把自己当做达到对他来说任意的beliebigen)一个目的的纯然手段来支配,就叫做贬损在其人格(作为本体的人)中的人性,而人(作为现象的人)毕竟是为了被托付以保持这种人性的”[3]432,而“一个人遵循审慎的原则(rule of prudence)以杀死自己来脱离他的困境,但这是违反道德的,因为他的意图是牺牲自己的生命状态来一次性抛弃生活的所有痛苦和困难,但是这样做就使人性从属于动物本性,使我的理智受制于动物的冲动”[4]71

自杀者是否贬损了他自己的人性?如果我们上一段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确定康德之所以认为自杀者贬损了自己的人性是因为自杀者往往都是出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使得自己的行为仅仅服从于自己的爱好与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康德说这些自杀者只是“遵循审慎的原则以杀死自己来脱离他的困境”,而在康德的语境中出自审慎的原则行事就是将个人的幸福作为行为的主观根据,这些人“把自己当做达到对他来说任意的一个目的的纯然手段来支配”不过康德也说过我们是可以将人性当做手段或工具的,只要我们同时也将人性当做目的,所以仅仅说明自杀者往往将自己的人性当做工具并不代表他们的行为就必然会违反道德(虽然的确可能违反道德),只能说明这些行为不可能具有道德价值,因为他们的行为目的是满足个人的爱好或欲望。在此又有一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从康德伦理学看来,这种出于“自爱”的自杀是不道德的呢还是仅仅不具有道德价值呢?从事实层面看,当我们的“理智受制于动物的冲动”时我们的确可能做出违反道德的行为,不过也未必一定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是不可能“出于义务”的,最多只能是“符合义务”的,而这种行为的确贬损了我们的人性至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将自己不仅当做手段也当做目的的自杀,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对康德的第五个反对理由的阐述那里进行分析。

第四,人不可能同意对自己的杀害,人不具有这种自由。康德认为人的自由不能被他用来毁灭其自身,因为自由之使用是有限制的,“什么是自由必须被限制在其内的条件?一般法则即:要这样行动,以使在你的行动中规律性regularity)成为优先的,那么什么是自由在运用于我自身时的条件呢?即:不要服从你的爱好……所以自由必须被它自身所限制,而非其他属性和能力。它的最高原则即:在所有关涉自己的行动中,所有能力的运用必须与这些能力的最大化运用相一致……只有在某种条件下自由才能与自身一致,否则它就会与自身冲突”[4]126-127

自由对自身的毁灭是否是可能的?自由对自身的毁灭是否是与自身相冲突的?从经验来看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历史上无数个自杀的例子就是证明,没有一个自杀成功者的自由意志最终不是毁灭了自己,可是为什么康德却认为自由对自身的毁灭是与自身相冲突呢?因为在康德看来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必须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行事,也即“要这样行动,以使在你的行动中规律性成为优先的”,因为没有任何规律性的自由是荒唐的自由,康德认为如果人的行为都被自身的欲望与爱好所决定,则人不可能有自由,因为人的欲望和爱好都是被环境决定了的,真正的自由存在于人的理性,只有人完全服从理性的要求才是自由的,因为理性的本质特征就是它是具有规律性的,而且这个规律是它自身加于自身的。所以如果自由对自身的毁灭是与自己相冲突的,那就等于是说理性不可能将这种行为当做一种规律—–即普遍法则。康德认为自由的最高原则即“在所有关涉自己的行动中,所有能力的运用必须与这些能力的最大化运用相一致”,就自由即意志对理性的完全服从而言,则该原则换个说法即:在所有关涉自己的行动中,理性的运用必须与理性的最大化运用相一致。所以问题就在于理性是否可能将毁灭自身的行为看做理性的呢?如果采取该行为是理性的,而不采取该行为是不理性的,则该行为就可以使得理性的运用与理性的最大化运用相一致了,也即一种真正自由的(也即理性的)自杀行为是否可能存在取决于理性之自杀是否是可能的,而理性之自杀是否可能取决于这种行为能否成为一种普遍法则,由于道德的要求与理性的要求都同样以可普遍化为本质特征,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讨论从绝对命令来看是否存在一种符合义务的自杀。

第五,自杀者没有把自己当做目的自身,而是仅仅当做了工具。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康德运用绝对命令的“目的自身程式”来测试自杀行为的道德性质:

打算自杀的人将自问:他的行为是否能与作为目的自身的“人性”的概念相容呢?如果他为了逃避一个艰难的处境而毁灭自己,他便是将一个人格仅当做一项工具来利用,以维持一个可忍受的处境,直到生命终结为止[2]53

如果自杀者为了逃避一个艰难的处境而毁灭自己,他是否没有把自己当做目的自身,而是仅仅当做了工具?表面看来似乎不是,因为没有一个自杀者的自杀不是经过了自己的同意,他似乎并没有将自己仅仅当做工具。可是在康德看来将一个人格看做目的并不是如经过他的同意那么简单。假设你的一个朋友因长期吸烟而得了肺病,医生要求他以后不得再吸烟,他自己也下定决心戒烟,可是如今他突然烟瘾难耐而向你借支烟抽,如果你将他当做目的自身的话你应该借烟给他吗?显然不应该,因为将一个人格当做目的自身就是要尊重他的理性能力,要只将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所希望的那些目的当做你自己的目的来促进,而你自己知道你的朋友在理性状态下是绝对不会抽烟的。所以,要判断自杀者是否同时也将自己当做目的自身就要看他的行为是否与作为一个理性的自我的目的相一致,即要看一个理性的自我是否会同意我“为了逃避一个艰难的处境而毁灭自己”,而我们知道理性对自我的要求跟绝对命令对自我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放到第三部分处理。


 


3.
 从绝对命令来看自杀行为

由于康德认为对绝对命令的不同方式的表述在根本上只是同一项法则的几个程式,它们在客观上没有区别[2]62,而康德又说绝对命令“只有一项,即是:仅依据你能同时意愿它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的那项准则行动”[2]43,从我们对康德反对自杀的各项理由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对绝对命令其他程式的阐释也需要追溯到绝对命令的普遍原则程式,可知普遍法则程式是绝对命令的最根本的程式。所以上一节遗留问题的解决其实都取决于自杀行为能否通过普遍化法则程式的测试。

现在我们先以普遍化原则来看康德讨论最多次(也是谴责最多次的)的那种为了逃避生活之痛苦而自杀的行为。我们先看一下康德自己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给出的为什么这种行为不能普遍化的理由:因为“如果一个自然界的法则是借着以推动生命的进展为司职的同一种感觉来毁灭生命本身;这个自然便自相矛盾,因之不会作为自然界而存在[2]44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可能有三种理解:

第一种:因为自杀的行为准则与自然界的推动生命的法则相冲突,所以我们不能将这种原则普遍化;

第二种:如果这种自杀的准则成为自然法则,人类就会灭绝,而这个结果没有人所想要的,因此不能普遍化;

第三种:如果自杀的格律成为普遍法则,那么就会导致人类灭绝,到时便无人可杀,无人可自杀,导致自杀行为永远消失,因此这个原则本身导致了自身的消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普遍化;

我们来对这几种理解逐一分析:

第一种理解其实是以人类自定的行为原则与自然法则相冲突作为不能普遍化的理由。但是,自然法则是否本身是反对自杀的呢?很可能不是,不管在动物界和人类界都有自杀的行为,所以自然法则并不反对自杀。不过有人会认为动物的自杀行为难以界定其缘由,而人类本身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可以不受自然法则的限制而成为例外,即人类是不属于自然界的。那么便引发第二个问题:如果人类不属于自然界,为什么我们还要遵从自然法则呢?从康德伦理学来看,他也认为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应该服从于自己为自己所施加的法则而非服从于自然法则,因为如果道德原则完全来源于经验则道德就不可能成为自律的原则。所以我认为要么康德的本意不是这种理解,要么他的本意与他自己的伦理学是有冲突的。

第二种理解则预设了因为痛苦而自杀一旦成为普遍准则就会使人类灭绝,但是我认为允许因痛苦而自杀与人类的灭绝不会有经验上的因果联系,因为人类本身就有保存生命的本能,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那种使人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忍受的痛苦,况且就算很多人都有机会遭受这种痛苦,当他遭受这种痛苦时也未必还没有成熟的子女,而只要他自杀时(正如很多想要安乐死的人都是患了晚期绝症的老人)已经有成熟的子女人类就不会灭绝。况且就算这种因果联系可能成立,人类的灭绝也未必是所有人都不想要的呢!所以第二种理解也不是康德的本意。

我认为第三种理解应该是最符合康德的原意,而第一种和第二种理解都不合理,这是因为康德重视的其实不是某项法则是否是自然法则,而只关注这项法则能否普遍化,他之所以将绝对命令看做是自然法则,只是想要突出道德法则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是普遍性的和决定性的。另外,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康德是将自杀行为作为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的一个案例来谈,而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一个重要区分即完全义务的反面是行为准则的普遍化在概念上有矛盾,而不完全义务的反面是行为准则的普遍化在概念上没有矛盾,而在意愿上有矛盾[2]46-47,而第二种理解是将自杀行为理解为在意愿上有矛盾,只有第三种理解是将自杀行为理解为在概念上有矛盾。另外,第三种理解从文本看也是有根据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曾说“在这样一个自然中任何人都不会任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样一种做法决不会是持久的自然秩序”[9]

     下面我们来对第三种理解进行分析。正如我们在对第二种理解的分析中已经表明的,因为痛苦而自杀这种行为准则的普遍化并不太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绝。而且我认为就算人类因此而灭绝,该行为准则的普遍化在概念上也没有矛盾。因为一个行为的普遍化在概念上有矛盾即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该行为,那么该行为就不可能做得出来。正如康德在做虚假承诺的例子中所表现的,如果每个人都做虚假承诺,那么最终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得出成功的虚假承诺,因为那时就没有人会信任何人的承诺了。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自杀并不会使得每个人都无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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