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主义无法满足平等的要求吗?…

效益主义无法满足平等的要求吗?…

平等和自由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道德的社会应该实现的两个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价值,如果一种道德理论竟然会允许社会中出现不平等的状况,那么这种道德理论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而效益主义,作为规范伦理学中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和深远影响力的理论,也被不少哲学家指责无法满足平等的要求,这些哲学家中就包括著名的当代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

在《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一书中威廉姆斯一方面认为效益主义将道德理论的本质特征—–“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却认为效益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决策系统对正义(justice)或平等(equity)漠不关心”,而且效益主义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促使成立一个“不平等(unequal)的或者等级制(hierarchical)的社会”,也就是说效益主义无法满足平等的要求。

    本文将通过对威廉姆斯的论证的分析来探讨效益主义能否真正满足平等的要求。

 

1.威廉姆斯对效益主义的批评

    威廉姆斯分别从两个角度说明了效益主义与平等价值的冲突。

第一,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持有的是一种非效益主义的伦理观,而政府持有的是一种效益主义的伦理观,那么这个政府就肯定会成为一个操控性的(manipulative)政府,因为要么该政府对于民众的非效益主义的要求不做任何回应,而且为了维护其自身而采取一些民众不会同意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很可能是强制的和压迫的);要么它对于民众的要求无法做出回应,因为民众的要求只是为了其个人的目的而已。这样,一个效益主义的政府就不可能达到政治上平等的要求,它甚至可能会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效益主义者组成的精英阶级和非效益主义者组成的下层阶级。

第二,效益主义无法就社会分配的平等问题提出任何意见,如此一来它对分配是否平等就漠不关心了。因为按照效益主义原则,它唯一关心的是社会总体效益或者个人平均效益的最大化。则当两个社会的总效益和平均效益都相同,但甲社会中效益是被较为平均地分配的,而在乙社会中一小部分人占有了极大量的效益,从效益主义看这个社会都是同样好的,但是显然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个分配更平均的社会。由于社会分配问题一般集中于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因而可以说效益主义无法达到经济上平等的要求。

 

2.对威廉姆斯的回应


2.1效益主义与政治平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威廉姆斯在此假设了一个在经验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在该社会政府中的所有成员竟然都持有同一种伦理观;而且这种伦理观竟然是效益主义—–谁都知道效益主义者在人群中是不多见的!按照威廉姆斯自己的观点(我也同意此观点),在道德哲学的论证中任何举例都难免预设结论(beg the questions,这种预设的方式要么是任意地限制了行为的选择范围,要么是直接给出一个情境而不解释行为者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情境的。在我看来威廉姆斯在此有意或无意地犯了第二个错误。在威廉姆斯的论述中,效益主义者似乎都是一些为了实现社会总效益最大化而不计一切手段的极端分子,在他看来让这样一些人完全掌握政权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我也认为这样一个政府不是一个好的政府,但是并没有觉得这样一个政府会有多么恐怖。

就让我们先假设这样一个政府的确是恐怖的吧!那么这是否是效益主义的专利呢?难道一个政权一旦完全地被康德主义者或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者任何一种主义持有者(比如说“威廉姆斯主义者”?)掌握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恐怖事情吗?因为任何一个真诚地持有某种伦理观的人都会致力于按照他自己的伦理观去行动(否则他就是自相矛盾的)——不管是在自己身为平民时还是在身为政府人员时都是如此,假设他有更大的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伦理观,他就必然会运用到更大的能力去行动,假设他可以完全地掌握政权,那么他也必然会按照自己的伦理观去施政,而假设他的施政行为与民众的要求相冲突(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必然有人持有与他不同的伦理观),那么他也必然会运用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权力)去实现自己的伦理观——而这种权利的运用就难免成为强制与压迫。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真正恐怖的不是效益主义伦理观或者效益主义者,而是让效益主义者竟然可以垄断政府权利的那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真正恐怖的是政府竟然被一种而非多种观点所占据。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威廉姆斯这个例子是预设了结论,因为他直接给出这样一个情境,却不告诉我们效益主义者是如何来到这个情境的,因而我们就很容易将这个情境本身的问题看作是效益主义的问题。

而效益主义本身恰恰是反对这种情境或社会制度的,效益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通常属于自由主义一派,这是因为效益主义者(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言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是构成人类福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因而一个良好的社会也必须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要让不同的观点相互构成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样社会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效益的增长。而一个只被一种伦理观所占据的政府的存在显然是与言论自由及人类个性的发展相冲突的,效益主义者有理由消除这样一种政府的存在。

另外,即使威廉姆斯在此没有犯预设结论的错误,即假设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效益主义政府也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压迫式的政府。威廉姆斯认为一个效益主义的政府对于人民的非效益主义的要求必然不会做出回应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人民虽然提出了很多非效益主义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并非就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目的”,人民很可能是基于其他合理的伦理观(比如康德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来提出他们的要求的,而我们知道效益主义与康德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等主流伦理学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们对道德的基础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它们对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应该做什么却是没有太大异议的,也就是说人民提出的非效益主义的要求很可能也是与效益主义原则不冲突的,所以效益主义者没有必要压制人民的诉求。当然,可能在少数情况下人们提出的要求与效益主义原则发生了真正的冲突,而这时人民的要求要么是纯粹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效益主义对其要求不做回应并非是不合理的;要么是真诚地出于某种伦理观而反对效益主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效益主义也可能出于对自由权利的尊重而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

当然,上面所述都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的盖然性判断,这可能还不会让威廉姆斯满意。但是威廉姆斯可能忘了,效益主义作为一种后果论的体系,它是独立于“应当”来定义“善”的,所以不论是“好人”的效益还是“坏人”的效益、效益主义者的效益还是非效益主义者的效益都是被纳入效益主义的考量的,所以一个效益主义政府也必然会对所有人民的要求纳入考虑,因为这些要求必然是同提出要求的人的效益相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效益主义政府要满足每个人的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的要求本身就是相互之间有冲突的;而是意味着没有一个人的要求会被这样一个政府忽略不计,而他的要求之所以没有被满足只是因为这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更大的需求。所以,如果说效益主义政府可能会有强迫和压制的话,那么这也只是为了处理民众要求之间的冲突而施行的,而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承担的功能。当然,威廉姆斯可能还会问,假设政府是效益主义的,而民众也都是持有另外的一种相同的伦理观呢?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可能不存在了,唯一可能存在的冲突就是只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效益主义政府难道还不会采取不合理的强制和压迫吗?且不说这个假设是多么的不现实以及是否同样犯了预设结论的错误,即使这种情境下效益主义也可能会按照人民的普遍要求来行动——如果这样确实可以使得效益最大化的话。这并不使得效益主义自相矛盾或者自我取消了,因为效益主义者始终都还是以效益最大化原则来行动的,他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威廉姆斯关于效益主义会造就一个政治上不平等的社会的论证是不成立的。

 


2.2效益主义与经济平等

    威廉姆斯认为效益主义在人数和总效益都相同而效益的分配状态却不同的甲社会与乙社会之间是没有什么选择可言的,因为效益主义总共只有一条原则: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行动,似乎效益主义只管追求效益的生产而不管效益的分配问题。我将要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在证明之前我需要先对威廉姆斯的例子做一个澄清。

在威廉姆斯的例子中效益主义需要对两个社会做出对比并进行选择,这种对比是从哪方面进行对比呢?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呢?我们知道效益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理论也是一种价值理论,而且它的道德理论是建立于它的价值理论之上的。在价值论方面效益主义认为效益或“幸福”是唯一的内在价值,而效益即快乐的增加和痛苦的减少;在道德理论方面效益主义认为道德的行为即那些能最大地增进社会总体效益的行为。当威廉姆斯想要通过这个例子来批评效益主义无法解释平等的价值时他貌似是从道德理论的角度来批评效益主义的,所以他需要证明的是效益主义无法在道德的维度上将这两种社会区分开,可是他所证明的似乎只是效益主义无法在价值论的维度上将这两种社会区分开。因为效益主义从来没有主张过两个总体效益或者平均效益相等的社会就是同样好的,效益主义只是主张两个能带来同样数量的效益的行为是同样正当的。也就是说效益主义只对行为做出对比(当然,也可以通过对行为的对比推广到做出这些行为的人的品德的对比),而不对社会做出对比。所以,如果效益主义在此可以对两个社会进行对比的话就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对比了,而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进行对比了,而正是从价值论看这两个社会是没有区别的,要么两个社会拥有同样多的内在价值,要么两个社会中的成员拥有同样多的平均价值。可是这种对比却犯了一种范畴错误,因为无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平均价值”的拥有者都不是真正的价值主体,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大写的人”在那里承担所有的价值,所以这种对比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看得出,威廉姆斯在此是通过对效益主义在价值论上无法对这两个社会做出区分的证明冒充了效益主义在道德上无法对这两个社会做出区分的证明。

    那么效益主义从道德上对这两个社会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区分呢?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从道德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对比是什么意思。一个社会当然既不是一个价值主体也不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当人们谈到一个社会是不公正的时候当然不是说仿佛有某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人们只是说这个社会存在着太多不公正的事情,而所有不公正的事情都是由人做出的,也就是说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即有着过多不公正的行为或过多不公正的人的社会,而由于一个人是否公正也是由这个人所做的行为来判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定义不公正的社会为一个存在太多不公正的行为的社会。显然,如果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不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比另一个社会有更多的不公正的行为;同样的,如果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在资源分配方面更不平等,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比另一个社会有更多违反分配平等要求的行为。     

那么效益主义者是否更有理由采取那种更能促进分配平等的行为呢?在探讨该问题之前,我需要首先反驳那种认为效益主义对资源的分配持无所谓态度的观点,因为效益主义在资源的分配方面必然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存在:如何分配能更大地促进效益的增长,我们就应该如何分配。按照经典效益主义,效益即快乐的增加和痛苦的减少,而快乐和痛苦都是一种主观体验,这种体验是无法在人际间进行流动和分配的,所以我们是无法直接对效益进行分配的,我们所能分配的只是各种可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服务。那么是否那些更能促进这些社会资源的平等化分配的行为也是那些更加能促进效益增加的行为呢?根据边际效用的递减原理,当一个人拥有某种资源越多,那么每个单位的资源给他带来的快乐量就会越少;同理,当一个人拥有的某种资源越少,那么每个单位的资源给他带来的快乐量就越多。所以,每当资源从拥有较多资源者手中流到拥有较少资源者手中时社会总体效益就会增加,这种增加会持续到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都几乎等量时才停止。由于效益主义认可一种客观的、一元的价值论,所以它也会认为每个人的幸福都可以由某些相同的要素所组成,而这些要素又可以由一些相同的资源所保障和支持,所以通过使得资源的分配平等化效益主义也使得效益本身的分配得以平等化。可见效益主义原则会倾向于指导人们做出那种使得资源分配更加平均的行为,这种行为越多则社会越平等,而当效益主义面对两个平均效益相等但是效益的分配状况却不同的社会时也会认为那个效益分配更加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是更好的。

 

3.效益主义的平等观

虽然从总体上看坚持效益主义会倾向于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平等,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这种社会平等的实现依赖于各种经验事实的存在,因而对平等的保障只是偶然的并非是绝对的,他们指出效益主义会鼓励人们在某些情况(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很少)下为了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侵犯个人的“权利”——这会伤害政治上的平等,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劫贫济富”——这会伤害经济上的平等。另外,从效益主义看来平等的价值似乎只是工具性的而非内在的。所以他们认为效益主义归根到底是无法满足平等的要求的。

我承认这种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因为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比如说很多人认为一个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自己肯定不会这样认为——除非我们将“平等”定义为“平均”。但是,通常我们说一个社会应该是平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的各种资源都应该被平均分配,而那种完全平均化分配的社会恰恰可能违反了某些平等的要求。这是由于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了规范性的概念。平等并不只是指凡是具有某种特征或属性的存在者都获得了某种同等的待遇或者资源,而是说凡是具有某种特征的存在者都获得了某种同等的待遇或资源,而且这是他们应得的。比如说当我们认为种族歧视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时,我们其实是说:任何一种存在者,如果它是人(即它具有“人”属性),则他们就应该获得同等的属于人的尊重。而当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我们与动物之间存在一种物种之间的不平等时,他们可能是说:任何一种存在者,如果它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即它具有“感痛”属性),则它们就应该获得同等的属于感痛存在者的某种权利。也就是说所有的有关平等的判断从根本上看都是一种“属性—–待遇”模式,而要判断某种有关平等的判断是否正确,就是要看这种属性与待遇之间是否有道德上的相关性。 威廉姆斯在《Problems of the Self》中也认可这种观点:真正的平等不在于所有人是否在相同的环境下得到了相同的待遇,而在于这种所谓的环境与待遇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在威廉姆斯那里提到的“环境”可以转换为我所说的“属性”)

由于我们目前讨论的只是人类社会中的平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将论域从“存在者”转换为“人”,也就是说平等即所有具有某种属性的人都得到了某种他们应得的待遇(这种说法的模式其实是:“属性X +‘人’属性”—–待遇Y)。而我们有关平等的各种争论其实都是针对某种特定属性与某种特定待遇之间的相关性,比如当人们批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社会是不平等的时候可能是说一个人在自由市场中获利的能力与这个人获得的收入在道德上是没有相关性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完全的相关性的),所以当人们仅仅因为其在市场中获利的能力不同而导致他们的收入不同时他们之间就存在一种不平等;这正如我们通常认为一个高考生所在的省份与这个考生能否被大学录取在道德上不相关的,那么如果有两个考生仅仅因为他们所在的省份不同就造成他们一个被录取一个没有被录取时,我们就会说这里存在着不平等,而当他们仅仅是由于分数不同而造成一个被录取一个没有被录取的后果时我们通常会觉得这里不存在不平等。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威廉姆斯及其他批评效益主义无法满足平等要求的人理论根据。他们的论证大概是这样的:作为人,我们就天然地同等具有一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人身权、财产权等等,而效益主义者为了实现最大化效益却有可能侵犯我们的这些权利,导致只有某些人拥有这种权利而另一些人无法拥有这种权利,因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他们的论证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只要一个存在者是人,那么该存在者就应得其身体或财产的被保护,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属性与身体或财产得到保护在道德上是相关的。而效益主义显然是不同意这一点的,批评效益主义的人只是运用了一个对方不可能同意的前提来攻击对方。不过反对者们也可能会说他们的批评并没有预设结论,而是基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的一种道德直觉。但是有关“天赋人权”的观点很难称得上只是一种简单的直觉,因为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常抽象的、隐含着很多推理步骤的原则,直觉本身对于这种抽象的原则是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的,而且很多人(尤其是在古代)是没有这种直觉的。而且就算有这种直觉存在,它能否对抗过效益主义本身也带有的那种直觉吸引力也是一个问题。

只谈直觉难免主观臆断,不如让我们来具体分析这种关于人权的平等观。这种人权观貌似只要求一个存在者是人就赋予他某种待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往往会附加其他的条件(比如:年满x周岁、精神和智力正常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即:这个人是无辜的,而如果我们认为某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如杀人或诈骗),那么法律就可能剥夺这个人的生命或财产,而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的生命或财产被剥夺就认为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构成了不平等——虽然他们同样都是人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道德上具有相关性的其实是:“人”属性 “无辜”性——-财产和人身得到保护,但是关于何谓“无辜”却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对于何为“不正当”做出了自己的说明,因而相应的也都有一套自己的有关“无辜”的解释,有可能某种行为在A理论看来是无辜的,而在B理论看来却是有罪的。与“无辜”相对应的类似的概念是“应得”,有可能在A理论看来某种人是应得某种待遇的,而在B理论看来该类人是不必应得这种待遇的,比如说如果A理论认为凡发达地区的考生就应得被更好的大学录取,而B理论否认这一点,那么他们关于发达地区的考生与欠发达地区的考生之间是否存在不平等就有不同的看法。总之,如果两种理论对何为“无辜”或“应得”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对于何谓平等也必然有不同的理解。而效益主义与其他伦理理论关于何谓“无辜”与“应得”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而当其他理论批评效益主义造成社会不平等时他们其实是基于自己的关于何为“无辜”与“应得”的看法,所有有关“平等”的争论其实根本上都是关于“应得”或“无辜”的争论。

那么在效益主义看来平等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效益主义倡导“每个人只能当做一个人来计算,而绝不能当做一个以上的人来计算”,而且也认为这句话体现了效益主义的平等观。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每个人只能当作一个人来计算呢?要计算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要计算的是财富,那么不可能每个人只能算作一个,因为有的人的财富是其他人的很多倍;如果计算的是权力、美貌、美德也是如此;有人提出应该以道德能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他们自己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能力(由威廉姆斯提出)作为平等的基础,不过这些能力都并非是事实上为每个人所具有的(比如某些在精神上和智力上有残疾的人),因而在事实上无法涵盖整个人类。其实效益主义要计算的内容就是感受苦乐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小(相比道德能力而言的话)。由于某些动物也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所以它们也是有一定的道德地位的,只是不同动物感受苦乐的能力不同,它们所能感知到的痛苦或快乐的种类、层次和深度都不同,所以我们给予他们的道德地位也不同,比如说我们可以将黑猩猩当作0.1个人(只是纯粹假设),将狗当作0.01个人,将金鱼当作0.001个人,也就是说在效益主义那里每一份感受苦乐的能力对应一份道德地位。假设世界上不存在“非人存在者”的效益,效益主义的平等即某人的“消耗每单位的其他人的效益可提高的本人的效益的量(简写为C)”与该人的效益被提高的优先性之间的关系,比如假设一个游泳健将路遇一个小孩落水,假设他花费时间与精力去救这个小孩给自己带来的效益的损失大概为50个单位,而假设他不救的话对他人造成的效益的损失为10000(这10000包括了小孩的死亡给自己带来的效益的损失及其死亡给其他人—–比如说其家人—–带来的效益的损失);而如果这个小孩溺死了给小孩带来的效益的损失为5000个单位,而要让这个小孩不被溺死所需要消耗的他人的效益为200(包括了该游泳健将救这个小孩自己所损失的效益及其因为救这个小孩而给其他人—–比如说正在等待他去赴约的女朋友—–带来的效益的损失)。则这个游泳健的50个单位的效益得到满足所需要消耗的效益为10000C值为0.005;而这个小孩的5000个单位的效益得到满足所需要消耗的效益为200C值为25。所以相比之下小孩的效益应该得到优先的满足。

4.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效益主义并非比其他的理论更无法满足平等的要求,而且事实上可能比其他理论更加平等,因为在效益主义那里平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人类世界,而是扩展至所有存在者,而那个决定某个存在者能得到什么待遇的因素就是C值,一个非常形式化的数值,所有存在者在这个数值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效益主义的平等观。

 


参考文献:

1.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with J.J.C. Sm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3.功利主义,约翰·穆勒著,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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