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译自斯坦福哲学百科)

公民抗命(译自斯坦福哲学百科)

公民抗命


(首发于2007.01.04,修订版发于2013.12.2.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ivil-disobedience/,本版中文译稿发于2014.11.30.)

 

 

作者:金伯利·布朗利 Kimberley Brownlee <k.brownlee@warwick.ac.uk>

翻译:柴伟佳、李孟林、虞法

前言、第一章(李孟林 译,虞法 柴伟佳 校);第二章、第三章(柴伟佳 译,李孟林 虞法 校);第四章、第五章(虞法 译,柴伟佳 李孟林 校)。本译文参考了台湾陈佑竹先生的早先的中译版《公民不服从》,在此致谢(译者注:私以为台译版存在着不少值得重新商榷之处,这也是刺激我们重译的动机之一)

注意:原文来自于国际哲学界中声名显赫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版权归作者金伯利·布朗利所有。本译文仅供非商业用途传播,其他媒体不得擅自转载。

 

 


是什么使一项违法行为成为公民抗命活动?在何种状况下公民抗命能够在道德上得到辩护?法律应该怎样对待参与公民抗命的人?对公民抗命的讨论趋向于讨论前两个问题。最广为接受的对公民抗命的阐释,来自约翰·罗尔斯的著名辩护(Rawls, 1971)。罗尔斯认为,公民抗命是公开的,非暴力的,出自良心的违法行为,其目的在于改变法律或政府政策。根据这种阐释,公民抗命参与者愿意接受他们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因为这展示了他们对法治的忠诚。抗议的形式一方面有合法抗议,另一方面则有良心拒绝,革命行动,好斗的抗议(
militant protest),有组织的强力抵抗;公民抗命由于处在忠于法律的边界位置,而被认为位于这两方面之间。


公民抗命的这番图景引起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公民抗命必须是非暴力的?为什么它必须是公开的,即在公开性给了当权者干涉行动的机会的情况下,为何要事先告知当权者自己意欲采取的行动?为什么参与公民抗命的人必须甘愿接受惩罚?对罗尔斯的公民抗命观念有这样一个一般性质疑:它过于狭窄了,狭窄得以致于我们可以预先得出“大多数公民抗命行动都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结论。进一步的质疑是,罗尔斯只将他的公民抗命理论应用于接近正义的社会的语境中;在不那么正义的社会中,对公民抗命的本性和辩护的可信观念是否可以按照罗尔斯的思路得到说明,便不那么清楚了。本词条的第一节会考察一些为回应罗尔斯的观点而提出的对公民抗命的更广泛阐述(Raz, 1979; Greenawalt, 1987)。


本词条有四个主要部分。第一节处理定义的问题,并将公民抗命同时与普通违法和其他类型的异见活动进行对比。第二节对与公民抗命的辩护有关的两组因素进行分析:一组与抗命者所选择的特定行动方式相关,另一组则与抗命者如此行动的动机相关。第三节考察人们是否具有参与公民抗命的权利。第四节考虑对待公民抗命何种法律处理才是恰当的。


1. 
定义


1.1 
公民抗命的特征


1.2 
 普通违法


1.3 
其他形式的异见


2.
辩护


2.1 
行动的模式


2.2 
行动的动机


3. 
权利


4. 
惩罚


4.1 
惩罚的理论


4.2 
惩罚公民抗命


5. 
结论


参考
文献


其他网络资源


相关词条

 

1. 定义


 “公民抗命”一词是由亨利·大卫·梭罗在1848年的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的。在文中,梭罗描述了他拒绝缴纳美国政府颁布的旨在支持在墨西哥的战争和推行逃奴缉拿法案的国家人头税。在文章中梭罗评论到,只有极少数人——最令人称道的英雄,殉道者,爱国者,改革家——才是带着良心为他们的社会服务,因此他们必然在大多数方面反抗社会,并且常常被自己的社会当做敌人对待。像梭罗自己就曾因抗议而蹲过监狱。梭罗之后的许多人骄傲地将自身抗议视为公民抗命活动,并且也被他们的社会——有时是暂时地,有时是无期限地——当做敌人。


纵观历史,公民抗命活动曾经迫使人们重新衡量社会的道德准则,并被广为传诵。波士顿倾茶事件,妇女参政运动,甘地领导的印度抵抗英国统治的运动,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等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南非的抵抗种族隔离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静坐,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民主运动,这些实例都证明,公民抗命确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机制。在更近期的公民抗命行动中,比如反堕胎的非法侵扰示威(trespass demonstration),或者作为环保运动和动物权利运动一部分的抗命活动,仍然可以看到极强的影响。


就公民抗命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以及它作为一种潜在可辩护的违法行为的地位而言,某些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认为,比起普通违法和其他抗议形式,如好斗行为或强制性的暴力等,公民抗命更能得到道德上的辩护。在进行对比之前,应先注意上述影响深远的案例中所展示出的特征。暂且抛开其他方面,这些特征包括出自良心的或原则性的观点,对法律或政策同时表达一种谴责和意欲改变的诉求。本文也将考察公开性,非暴力,忠于法律这些其他常被引述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被证明并不具备它们有时被假定的核心地位。本小节第二部分将对比公民抗命和普通违法,第三部分则将它与合法抗议、官员的规则背离、良心反对、激进抗议(经常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以及革命行动进行对比。

1.1公民抗命的特征


出自良心:
几乎所有对公民抗命的阐释中都强调这个特征,它指示出公民抗命者在违反法律时所持有的严肃、真诚和道德信念。对于许多抗命者来说,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仅是出自自尊和道德一致性的要求,也出自他们对自身所在社会的利益的构想。通过抗命活动,他们将注意力导向他们认为应当被重新评估或被拒绝的法律或政策。这些挑战是否有合理的基础则是另一回事,将在第二节得到处理。


根据罗尔斯对公民抗命的阐述,在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中,公民抗命者向多数人传达自己的观点;从他们深思熟虑的意见出发,他们指出,那些用来统摄自由平等的人们进行合作的正义原则没有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尊重。罗尔斯将公民抗命限制在捍卫正义原则的违法活动的范围内,可能会因其过于狭窄而受到批评,因为可以设想许多不能完全还原为正义的正当价值,
 比如透明性、安全稳定、隐私、正直和自律,也可以推动人们参与到公民抗命中去。然而,罗尔斯的确允许在公共领域提出源自人们整全道德观念(comprehensive moral outlook)的考量,只要人们在适当的时候给出公共理由,这些公共理由从一个合理的对正义的政治观念里给出,且能充分支持他们的整全观念当初被引入时想要支持的东西。罗尔斯的限制条款承认人们常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活动中;因此即使当正义的考量在人们决定使用公民抗命时占据重要位置,其他的考量也可以合法地促成她/他采取行动的决定(译者注:“她/他”译自原文中的人称代词“she,这是当前国际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用法,主要目的在于表达对女权的尊重。在译文中,笔者考虑直接用“她”可能与传统阅读习惯形成冲突,故采取“她/他”译法加以协调)。马丁·路德·金的行动主义正是一个合适的案例。金参与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这一运动,是被他的宗教信条和对民主,平等和正义的信奉所驱动的。罗尔斯坚持认为,尽管他不知道金是否认为自己满足了上述限制条款的目的,但金是能够满足的。并且假如他接受了公共理由的观念,他是肯定能达成的。因此,在罗尔斯看来,金的行动主义是公民抗命。


因为人们可以因多种理由而参与政治抗议,公民抗命有时和其他异见形式相重叠。一个在越战期间逃避兵役的美国人可以被认为是在一项行动中结合了公民抗命和良心反对。著名的甘地可以被誉为结合了公民抗命与革命行动。即便有重叠的可能性,但根据行动的范围和行动者的动机,在公民抗命和其他抗议形式之间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宽泛的区分的(第一节第三部分)


沟通:
在公民违背法律的行为中,一个人通常同时有前瞻和回溯的目的。她不仅试图传达她对某项法律或政策的否定和谴责,还要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这个议题从而鼓动在法律或政策方面的变革。可以在公民抗命的沟通方面和国家的依法惩罚(lawful punishment)的沟通方面做一个类比。和公民抗命一样,依法惩罚既关涉到展示对特定行径施以谴责的回溯目的,也关涉到给此行径带来持久变化的前瞻目的。惩罚的前瞻和回溯目的不仅适用于当前某个个别的违法行为,也适用于此违法行为所示例的某类行为。


抗命的公民可以通过违反法律而瞄向何种政策,这里存在争议。一些人从公民抗命行为的类别中排除了针对私人机构的决策进行抗议的违法行为,这些私人机构包括工会,银行,私立大学等(Raz1979, p. 264)。与此相对,其他人则坚称,反对私人机构的决策的抗命行为能够反映对允许作出此类决策的法律体系的更大挑战,因此将这些抗命行为置于公民抗命的保护伞下就是合适的。公民抗命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在这一点上思想家们有更大的共识。换句话说,抗命的公民可以违反他们所反对的那项法律,或者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也可以违反一项他们并不反对的法律以展示他们对其它法律或政策的抗议。非法闯入军事基地并在核导弹发射井上涂鸦,以此抗议现行军事政策,可以算是间接公民抗命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在直接公民抗命和间接公民抗命之间所做的区分并没有通常所想的那样清晰。比如,拒绝缴纳支持军队的税额,既可以被视为间接的也可以被视为直接的对军事政策的公民抗命。尽管这种拒绝一般被归为间接抗命,但是在这种情况里,反对者税额的一部分直接被用来支持他所反对的政策。


公开性:
沟通特征可以和公开性特征做对比。罗尔斯支持公开性,他认为公民抗命决不能在暗中或隐秘地进行;必须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行动,并且充分通知执法当局(Rawls1971, pp. 366)。雨果·A·贝道(Hugo A. Bedau) 补充到,让政府和公众知悉异见者想要做的事,这对于异见者的目标来说通常是至关重要的(Bedau, 1961, p. 655)。尽管有时候提前警告是异见者的策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并不总是如此。正如一开始所指出的,公开性有时候会减损或损害通过公民抗命进行沟通的努力。如果一个人公开她要违反法律的意图,那么就给了政治对手和执法当局机会去中止她进行沟通的努力(Smart, 1991, p. 206)。因为这个理由,不加宣告或(一开始就)暗中进行的抗命有时候要比公开且给予过充分警告的行动更为可取。以从实验室里释放动物或者破坏军事设施为例:要成功实施此类行动,抗命者就必须要避免罗尔斯为之辩护的那种公开性。如果在行动之后立即承认对行动负责并且给出行动的理由,那么这样的公民抗命行动也可以被认为是“开放的”。开放性和公开性为抗命者提供了路径,以展示他们想与当局进行公平交涉的意愿,即使这样要付出让自己的抗议受阻挠的代价。


非暴力:
非暴力在公民抗命的讨论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和公开性一样,非暴力被认为能减少违法的负面效应。有些理论家更进一步声称,公民抗命按照其定义来说就是非暴力的。罗尔斯认为,可能造成伤害的暴力与作为一种表达意见方式的公民抗命是不相容的。“确实”,罗尔斯说到,“任何对他人的公民自由的干预都倾向于模糊其行动的公民抗命特征。”(Rawls, 1971, p. 366)。


尽管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这些抗命者中的典范使罗尔斯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形象得到具体体现,但罗尔斯观点的反对者在诸多方面质疑了非暴力在公民抗命中所占的中心地位。首先,如何具体规定一个合适的暴力概念,这就存在着问题。比如,下面这些问题该如何回答并不清楚:对自己的暴力、对财产设施的暴力、或者对他人的微小暴力(比如恶意的掐他人一下),是否应该被包含在一个暴力的相关种类的观念里。如果采纳常识中的标准,将暴力行为定为任何可能造成伤害(无论多小的伤害)的行为,那么上述各种行为都算是暴力行为(见
Morreall, 1991)。其次,比起暴力行为,非暴力行为或合法行为有时候会对他人造成更大伤害(Raz, 1979, p. 267)。救护车工人的合法罢工,比起较小的故意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很有可能造成严重得多的后果。再次,根据其不同的形式,暴力并不一定会像罗尔斯或彼得·辛格所认为的那样损害抗命者行为的沟通质量。有限制地使用暴力以达成某个特定目标,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吸引到异见者身上,并强调她/他的严肃性和遭受的挫败,由此得以提升行动的沟通质量。


上述情况并没有改变非暴力的异见活动通常比暴力活动更加可取的事实。如拉兹所注意到的,非暴力避免了暴力造成的直接伤害,并且非暴力不会鼓励在其他可能发生错误暴力的情形使用暴力,而这正是有正当理由的暴力可能会导致的情形。此外,从审慎的角度来讲,非暴力不会带来某些风险,如激起潜在盟友的敌视或加深对手的反感 
(Raz, 1979, p. 267)。更进一步,非暴力行动不会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也很难授当局以把柄对抗命者使用暴力加以反制。


非暴力,公开性以及接受惩罚的意愿,经常被视为抗命者忠诚于她/他们在其中进行抗议活动的法律系统的标志。那些否认这些特征是公民抗命的限定性条件的人,则会支持一种更宽泛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公民抗命包含出自良心且带着沟通意图的违法行为,它应当展示对某项法律或政策的谴责,并促进该法律或政策的改变。这样的一种观念允许存在暴力的、部分隐蔽的、甚至革命性的公民抗命。这种观念也容许,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之下,公民抗命的实践和有关辩护可以存在着多变的形式:在有如南非那种种族隔离的环境下,进行公民抗命的适当模型不同于应用于良序的,自由的,正义的民主社会中的模型,这是可以允许的。更广的公民抗命观念甚至不会在公民抗命和其他形式的抗议——诸如良心反对,强力抵抗和革命行动等——之间划分清晰的界限。这种观念的不利之处在于,它模糊了不同抗议形式之间的界线,因此既可能削弱公民抗命的可辩护性,也可能为当局和公民抗命的反对者打开方便之门,好将所有不合法的抗议混为一谈。

1.2普通违法


在民主社会中,这类公民抗命并不是犯罪。如果抗命者被法律惩罚,那也不是因为公民抗命,而是因为她违反了某类公认的法令,比如堵塞道路、扰乱秩序、非法侵扰或损坏财物等。因此,如果法官被说服——他们有时的确会被说服——要么不对抗命者加以惩罚,要么采取一种不同于惩罚其他违反相同法令者的方式来加以惩罚,那么这一定是基于将抗命者的行动与普通违法行为区别开来的某一特征或某些特征。


在一个人进行违法的典型情形中,她/他并无与政府或社会进行沟通的愿望。这一点可由下述事实表明,即多数情况下违法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已经违反法律。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者想要从她的违法行动中获利,或至少不因其受苦,因此保持其行为的隐秘性与其利益相符。不过也存在着一些例外。当违法行为像横穿马路一样微小时,隐藏自己的违法就是不必要的了,因为她不太可能为此而受到处罚。另一种例外情况是,违法者想要通过大肆宣扬她的违法事迹来藐视当局。通过置身于法外,使自己远离法律的管辖,这个普通违法者表达了她对法律的某种蔑视。但是,这种沟通通常并不反映违法者展示其对法律出自良心的反对的目标,或者引导社会改进法律的目标。与此形成对照,公民抗命者试图让共同体中的特定人群知晓他们的抗命行为,无论是在该行为之前或之后,以此来展示他们对某项法律或政策的谴责的严肃性,或者他们期待政策得以改变的真诚愿望。公民抗命者和普通违法者在沟通上的差别,反映了他们在违法行为的动机上的深层次差别
(Brownlee, 2012)


公民抗命与普通违法的进一步差异在于违法者是否愿意接受法律后果。抗命者愿意接受惩罚这一点,不仅被认为是(一般的)忠诚于法律的标志,也宣示了他们与普通违法者的不同。接受惩罚也具有重要的策略价值,正如马丁·路德·金指出的那样:“如果你与一个残酷地虐待你的人对质,并说:‘惩罚我吧,如果你想的话;我并不应受惩罚,但我接受惩罚,这样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是对的,而你是错的,’这样你就铸成了一把强大而正义的武器。”(
Washington, 1991, p. 348)除此之外,与非暴力特征相似,一种接受法律后果的意愿通常更为可取,并且常常对抗命者的目的有正面作用。这种自愿性可能会让多数人认识到,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抗命者却是至关重要的(Singer, 1973, p. 84)。类似地,它可以展示抗命者动机的纯洁或无私,或者作为动员更广泛支持的手段(Raz, 1979, p. 265)。然而,惩罚也可能会挫伤人们以后通过抗议来帮助他人的积极性,这便不利于异见者所做的努力(Greenawalt, 1987, p.  239)。更进一步的是,自愿接受惩罚和尊重法律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被分离开来。像甘地这样的革命者甘愿因其违法入狱,但他并不对他所属的特定法律体系怀有任何忠诚。

1.3 其他形式的异见


尽管公民抗命常常与其他形式的异见活动有较大范围地重合,但仍然可以在公民抗命的核心特征和其他实践的核心特征之间做出大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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